中国教育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困境该如何破局？（上）
2024-09-10
新闻来源: 北京南平企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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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0日
不仅是教师节的人文庆礼日
亦是华为与苹果同时发布新机之同台竞技日
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巧妙但剧烈地碰撞着
背后的大变局风潮对于中国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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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今年的教师节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时代的风对于中国教育的走向带来的巨大而迫切的牵引力。前不久的七月份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形成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花费了重点的篇幅专门阐述跟教育相关的政策性内容，其中的第四条“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强调了教育需要跟朝向创新的国家整体战略相匹配，其中的第十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而教育是最典型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此看来，中国教育构建跟整体国家战略乃至民族崛起相匹配的自主知识体系的事情实在是迫在眉睫。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倏忽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谓“计日程功”，但是，我们又突然感觉到当今中国的教育体系跟中国崛起的需求之间的“鸿沟”似乎并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同样，亦不消说方兴未艾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潮对于当今中国教育变革的“压迫感”了。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统一浓缩至下边这一个“真问题”之上，亦即：“跟大规模社会创新与科技变革之时代精神相适应的中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困境该如何破局？尤其是在这种世界级乃至文明级社会创新与科技变革都是以“东方”作为领头羊和风向标的情况下。”我的回答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之未来性方法论的“东方教育学”体系的提出与建构。
到了知天命之年，我不得不承认，我热爱教育、痴迷教育，正像许多教育界的老朋友时常对我所言，“你是为教育而生的”。在思考教育中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直到今天我仍然会为教育悲愤到痛哭流涕，也会为理解了教育问题、找到了新的思路而激动到彻夜难眠。我更愿意把自己的毕生奉献给教育，尤其是跟开始以中国为主导的时代精神相应的教育创新。二十年以来不计成本收益办学校、思考教育，面对教育的种种问题曾经让我痛心疾首，发出我内心歇斯底里的呐喊和呼叫。为探索中国教育的新时代出路，在北京新英才学校和厦门英才学校做出了种种尝试，我们提出了诸多新时代教育主张。但我越思考教育便越认识到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促使我不得不探究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这几年我开始跳出教育思考教育，教育毕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尝试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思考认识中国教育的问题，感觉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中国教育的形成与特点越来越清晰，逐步认识到，教育需要适合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世界上没有可以简单地认为好和不好的教育，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各自教育的特点，在相互借鉴中实现教育变革，发挥教育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这样的思想让我对于中国当今教育问题的重新诠释与应对方案上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新思路，亦即：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一个嫁接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教育的根在近代被迫嫁接上了西方教育的外形，但貌似西方教育的组织形式背后却受中国文化与哲学的隐秘支配，尤其是受到跟时代精神及其范导下的现代社会形态相熔炼的新时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隐秘支配，这是解释今天中国教育问题的最为重要的逻辑起点。 这也正是这一个系统性思路的逻辑起点：西方教育形态产生于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有什么不同？中国哲学与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今天按照西方模板建立的教育体系？未来中国自己的教育应当什么样？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最早的教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到西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算来也有三千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教育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形成了封建社会最为成熟、最为发达、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体系，这样的体系在维持社会稳定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人类社会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到明朝，中国与西方社会相似，近代科学技术开始萌芽，但随着清朝闭关锁国，科学技术被说成“奇技淫巧”，“海禁”切断了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中国社会完全错过了近代科技革命，直到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大门，由此带来百年屈辱。在失败和沉沦中人们开始认识和接受源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被震惊的同时也唤起对科学技术的认同和学习需要，由此直接推动了“废科举、兴新学”，正式进入学习和模仿西方阶段。新学的兴起、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全面学习，大大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形成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面对绝对优势的西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震撼了社会精英，反侵略的失败挫折逐渐消磨掉中国人的自信心。从思想到文化，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治理经验就成为时代的选择。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教育被当成腐朽的东西一起丢掉，西方的理论是教学的主要内容，西方的逻辑是不能怀疑的，按照西方的思想与模式逐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近现代教育体系（期间主要是参照模板的改变）。这样的体系直到今天也没有大的变化，也少有人从逻辑和文化的角度对此提出质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完成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介绍和学习阶段， 目前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重要的参与者和创新者，正在从“跟跑”到“并跑”，个别领域进入“领跑”的阶段。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对西方学习了解中逐渐失去神秘感，整个民族逐渐找回自信，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和价值。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在当今世界逐渐表现出不适应，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代，促使人们思考并重新审视西方教育体系，在审视中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当代教育主要是西方的教育思想与模式，中国教育在内容和形态上已经全面西方化，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也在时时影响教育的运行。西方的多数教育做法引入中国后往往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大学的学分制、选课制，再比如中小学的走班制、校长实名推荐等等，都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个人认为，今天认识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必须建立三维的思考模型：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通过历史认识现实，从现实中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01 中国教育今天的基本形态是西方的
这是教育的左右关系，可以称为 Y 轴。今天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无论是学校传授的内容还是传授的基本方法，无论学校结构还是班级组织模式，这些教育的基本组织结构和内涵都是源于西方的，因此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的经验与做法就成为必然。到 21 世纪，可以认为持续百年的学习借鉴已经差不多了，西方教育的主要特点和好的做法几乎都已经引入，中国学校在这些方面已经真正实现了“与世界接轨”。
02 中国教育的精神与文化、思维与逻辑是中国的
这是坐标系的 X 轴，主要是前后关系。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选择和尝试中，中国人形成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智慧，中国独特的文化是抹不掉的印记，学校长成了西方的形，但其中国文化的神始终相伴左右。
03 中国教育将在适应未来社会中重构自身
这是立向发展的 Z 轴，中国在农耕文明中积累的智慧，无法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的需要，导致近代工业发展的落伍。人类正在从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 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与信息时代有着更高的契合度。中国教育必然是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神形融合后形成的“中国的教育”，即充分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后，基于自身哲学与文化建构的具有更高未来适应性的教育，而这就迫切需要并且首先需要一种将中国文化与哲学在现代乃至未来语境中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方法论，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熔炼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未来性”方法论。不承认中国教育是西方的移植，不仅不尊重历史，也无法理解中国教育的特点。在这样的移植中，从学习日本到借鉴德国，从全面参照美国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再到建国后“一边倒”全面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和建设教育体系，直到后来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从这样的形成历史中就可以更好理解和把握今天中国教育的结构。在这样的移植和改造中，中国原有的教育模式似乎完全消失了，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哲学和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与思维方式，艰难地学习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理论。随着学习和掌握的深入，有了更多中国式的理解和再创造，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先的科学技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世界工厂”的独特生产组织模式等等，都体现了这样的再创造。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未来的社会和教育将会怎样？当今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些问题源出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乃至现代文明，且已经异化为工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癌症”，在西方现有的思维和逻辑体系中已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如此，1988 年 7 月 1 日法国《堪培拉日报》刊登了 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的联名倡议：“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回到 2500 年前,从中国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类社会进入新的文明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信息科技、互联网社会乃至人工智能潮流的发展逻辑与中国文化和哲学具有更高的契合度，当这种契合度怎样在一种如文明操作系统一般的底层视角上说明白，就首先需要一种前文所提到的未来性方法论了。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农耕文明，在当时最为接近自然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从自然中得到启示，总结形成独特的思维和认知，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形成了独特的哲学和思维逻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自然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和细致，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古代的简陋而深刻的认知。当今世界正在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的哲学与智慧、思维与逻辑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必将在未来的科技发展、社会治理中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我们思考中国教育，就应当在全面理解学习和消化吸收西方近代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哲学和思维结合大规模社会创新与科技变革的时代精神形成一整套未来性方法论，来重新审视与建构中国教育的诸内容诸知识，并在新的教育实践中推动教育的创新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理解和认知，也是我们致力于此的执着探求。
我在《教育的呐喊》中全面概括了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当时面对这些问题痛心疾首，用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对现象做出了解释。这些年在持续不断的思考中，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深切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从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重新审视教育，对中国教育的问题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认识。当时我在《教育的呐喊》中提出了 51 个问题，用以今天概括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而这 51 个问题的出现，本质上是由六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中国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世界上几乎最为顽强的精神和文化基因。近代西式教育的全面引入，是在外力作用下强行引进的，并不是中国教育吸收消化而接受的，这几乎是一场颠覆性的运动，通过强行全面废止而建立新的体系。这样的过程在刚开始的时候运行是比较清晰的，随着稳定发展进入内涵提升阶段，矛盾冲突就出现了。中国的大学完全是西方移植过来的，近代是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强行建立的， 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也是政府强力推动的，并不是大学自身或社会需求拉动的。西方大学的模式是从中世纪逐渐演化发展形成的，可以认为是一种“内生”发展的，无论形态还是结构，都是它的思想文化与当时当地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发展形成的，因而是适合的。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是在二元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大学选择的自我保护的手段，是历史的选择。近代西方中国大学进入中国就是政府主导的，大学的建立是为了当时的国家利益，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功利取向的特征，这样的特征必然是行政化的，今天讲去行政化不能忽视其历史特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中国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传统相悖，也与大学举办者的意图不合，这样的限制下，完全基于西方大学的逻辑和结构，其运行中的问题就是必然的。在基础教育方面，西方的基础教育在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基本结构是适合工业化需要的，与西方关于个人的认识相一致和相适应。教育中的主要知识是工业革命形成的，尤其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基于形式逻辑确立的。中国全面引入西方学校制度体系，但在很长时间里社会生产主要是农耕生产，没有西方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的社会思维习惯，国人的思维更多呈现的是源于中国原生文化基因的整体性、复杂性，国人的知识更多是以一种不拘泥于理性因果律的复杂性联结的方式表达，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抽象逻辑论证的形式。读书的意义和价值也与西方有着本质不同，西方是适应工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中国，虽然建立了近代学校制度，但人们读书学习仍然停留在“学而优则仕”和“耕读传家”。这样的矛盾怎么可能不体现在现实的教育中？教育形态与其核心理念、教育方式与社会文化、教育目的与个人追求，这些方面东西方都有巨大不同，强行引进的西方学校制度和模式，到了内涵发展阶段各种矛盾就会暴露出来。核心理念价值与西方学校模式形成时的情况根本不同，必将导致精神与外在形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应当是解释中国教育问题的最为基础的认识方法。
02 社会治理惯性：传统与未来的矛盾
“考试导向、片面发展、见分数不见人”，对考试和成绩的追捧导致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这是中国教育最受诟病的问题。这些教育中的现象已经讨论了很多，确实让人爱恨交加，不得不为教育对人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担忧。但拨开类似的种种现象，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源——社会治理结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思想和理论，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可以称为思想与文化的“大爆炸”时代，但在社会现实的不断检验中，西汉最终选择了儒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其后几千年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且在历代的王朝更替中，儒家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究其根源在于儒家思想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被认为最好的模式，能够最大程度维护社会稳定，适应封建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教化，教育是教化人的，“建国君民教化为先”；儒家思想主张建立社会纲常伦理体系，以这样的关系构建稳定的社会结构；儒家思想主张内修，每个人在纲常中，依据自己的社会角色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儒家思想主张人生意义在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从而体现了人生的重大意义。 当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时候，追求参与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忠君爱民”成为读书人共同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这时候科举制度应时而生，通过考试分配人的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的价值成为社会的共同追求。这种状况不断强化，《儒林外史》很好揭露了其问题和弊端， 但只要社会价值取向与治理模式不改变，这样的情况就难以根本改变。现代中国社会，仍然秉持着以考试和文凭分配人的社会地位的传统，这是全社会最为容易接受的途径和模式。建国后我国的用人机制基本上是按照身份区分和使用人才，个人进入劳动人群后最初社会身份的获得中，文凭必然发挥关键作用，这就形成了对文凭的追崇，各种各样的应试现象的根源都在于文凭是获取社会地位的“通行证”。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社会的用人制度逐步转向岗位聘任制，在岗位聘任中，文凭身份对人的第一份工作仍然作用巨大，但完全市场聘用的情况下，个人职业地位的提升、转化岗位再次应聘将更多取决于能力和业绩，文凭的作用就会大大弱化，素质能力和经验的意义更加突出。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不断发展，淡化文凭和应试将是必然的趋势，但现实中公共岗位、国企等众多用人部门仍然没有真正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绩效管理，这就保持了文凭在配置社会地位中的作用。相当多的家长是根据已经发生的过去判断社会趋势，不容易想到孩子未来将会面临的就业环境，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就显得异常困难和持久。因此，我们应当理性看待中国的应试教育现象，问题的解决需要教育治理变革，更需要社会用人制度机制的改变。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意识到，今天学校的学生长大成人后所面临的社会用人体系一定会有很大改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才是降低应试教育危害的根本途径。从学校来看，中国教育因为参与社会治理而得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 形成了“天地君亲师”的说法。社会以官本位的伦理纲常建立起来之后，学而优则仕是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教育围绕社会治理就成为必然。虽然历经现代洗礼， 中国社会这样的文化仍然根深蒂固，教育治理中的行政化本身就是教育服务社会治理惯性的结果。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必须去行政化，而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教师的学术价值导向、学生发展的多样化价值取向，从事科学、从事工商、从事行政、从事服务，各种不同的价值追求应当得到尊重，这样的情况下去行政化才可能真正实现。教育参与社会治理，这是中国教育的独特价值，未来教育发展中必须充分考虑这样的特点，但也要看到这种结构的问题和不足，既要适应这样的文化特点， 也需要探索教育培养独立精神的途径与方法。
03 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与演化的格局之困
“中国人不善创新”、“中国文化不利于创新”，这似乎是经常被诟病的问题。创新不足是中国社会共同的痛，人们将主要问题归结为教育，钱学森之问刺痛了全社会敏感的神经，中美贸易战“中兴事件”更是让人联想到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卓越创新人才的问题。中国教育与卓越创造力人才培养什么关系？中国教育在培养人的创新能力方面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这样的困惑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以及未来的三个维度客观理性分析。
首先，科学技术是近代西方创造的，中国从 20 世纪初才全面认同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此时西方科学技术不仅积累了复杂的知识，更是形成了自己的逻辑与范式，是一套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转变几千年的思维与文化惯性，克服强大的思维定势，从知识到逻辑、从范式到技巧，学习和理解西方整个科学技术是一件十分复杂和漫长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敢说完全掌握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创新是前沿引领性的成果，于是，一般人就以为：连学习都没有完成，谈何创新？这虽然涉及到一种体系性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不足的问题，但是科学发展到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当今阶段，对于科学本质的探索与研究同样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深的演化阶段，那些以往跟中国文化和国情不相匹配的古典科学的很多特质都已经演变成另外一种样子，那么，跟以往不同的是，这种科学的更深本质是否跟中国的原生文化基因相契合呢？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空白。其次，中国知识文化从西汉儒家地位确定后，注重传承，学术研究变成以“注疏”为重点，少有提出全新的思想体系，社会不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皇权加入对各种“异端邪说”的打击，更是抑制了新思想的形成和出现。明朝后期我国在科学技术起源上基本与西方同步，清朝的闭关锁国打断了东西方的学术交流，使中国隔离于这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与学术创新，错过了这一轮的科技进步，不得不吞下近代一百多年屈辱的苦果，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教训不可谓不痛彻。第三，中国整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承接近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全面改变。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国独特的生产力结构，突然打开大门，始终没有找到全面工业化的途径。洋务运动失败了，证明在社会不变革的情况下，仅仅学习借鉴“器”是无法实现国家强大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黄金十年”，在西方列强经济危机无暇他顾的情况下，通过官僚资本在工业化中取得进展，但很快被二次世界大战打断，没有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工业化也是空想。新中国成立后，“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仅仅通过激情和热血同样无法实现工业化。20 世纪 80 年代找到了新的工业化路径，那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利用廉价劳动力出口加工，逐步学习现代工业经验、逐步积累提高技术水平，在不断升级中赶超发达国家。实践证明这条路径是十分成功的，但当强权的发达国家真正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倾其全力阻挡和遏制就是必然，到这时候独立的创新精神就成为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能否实现的关键。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历史和事实，很多人对中国以往的教育持续鞭挞，却忘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如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培养的都是质疑批判、充满创新和挑战的人，且不论当时条件是否能培养出来，就是培养出来又意味着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工厂开到中国吗？没有忍耐、坚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没有过去的教育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没有今天教育的变革就没有明天中国的振兴和赶超，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现实需要否定昨天， 同样不能用今天的现状抵制明天的到来，尤其是不能在这种持续的历史与现状的“算旧账”中，反而忽视当今整体知识谱系尤其是科学范式正在朝向下一代知识谱系剧烈演化的趋势。
04 民族精神：文化与信仰自我认知的混沌之困
“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精神追求”、“中国人不文明”，这似乎是外国人的观点，相当多国人也有这样的社会刻板印象。其实这些都是基于西方的话语和定义的看法，源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够了解，或者说源于对中国文化及背后的深层信仰底蕴的认知混沌。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抛开中国自己本土的道教，源于印度的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中国人的类似于西方宗教的信仰主要是用另外的方式呈现的，这种信仰更多以文化的形式体现。整体看，中国文化对唯一神的崇拜不够普遍、不够虔诚，但中国人拥有着流淌在血液中的“信仰”，这种“信仰”涉及到信仰的更深起源，而反映了真正的信仰精神的生命与文明的原动力。只不过，这种“信仰”同样需要在一种熔炼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未来性方法论中得到阐明。也就是说需要将 “天命”、“道”、“如来藏”这些充当中国人信仰中终极性“创世”地位的思想在未来性方法论中进行创造性解析与阐明，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宗教人物，老祖宗、老天爷就等同于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深信“落叶归根”、崇拜祖先，看看漂泊流落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在什么悲惨的生存环境里，始终安放祖先牌位，始终记挂家乡。中国人的漂泊更像是风筝，始终有根线连向故土，这不仅仅是一个习惯也是一种更深的信仰精神的表征与映射，只不过一直未能被我们所有意识地认知。“不给祖先蒙羞”“荣归故里”是中国人的习惯和奋斗目标，无论在外经历多少苦难都要回家团聚，每年春节的“人口大迁徙”超过世界上任何宗教朝拜，这难道不是一种信仰精神的体现吗？只不过，如今我们需要把这种信仰精神以一种更先进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视角给澄明出来。正是基于对家乡、对祖先加以尊重并建构起相应的精神图腾的生命原动力，使得我们中国人特别能隐忍，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会抱怨，反而会因为对故乡的羞愧，而产生巨大的实践动力。这种习惯已经深入骨髓。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情结必然随着社会变迁必将不断淡化，那么，在新时代，行将成其为人类文明灯塔的中国人的精神最终寄托在何处，我们的精神将走向何方？这应当是未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之一。
05 人才培养的惯性：科技与人文平衡难求
“中国教育就是竞争的地狱”，许多家长为逃避这样的“竞争地狱”把孩子送到国外。今天中国教育的种种乱象都是与过度的竞争联系在一起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把家长累死在了起跑线前，恶性补课、学前教育小学化、到半夜的作业、只有分数和排名却失去情感的师生关系，凡此等等，背后都是激烈竞争的操控。一方面“出人头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和梦想寄托给子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另一方面巨大拥挤的人口规模、十分有限的资源，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竞争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力量，无疑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但另一方面也让人精神憔悴，中国人整体上幸福感并不高。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社会总资源是恒定的，社会必将进入更加严重的恶性竞争。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全面积累，这样的方式随着国际市场的饱和空间越来越小，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拉动力量，但内需对资源的消耗同样是快速增加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当前人类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人类消费中，来自自然资源的成分在逐渐减少，来自人的创造的消费品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创造更多较少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费品，才可能建立新的消费驱动的社会，中国走美国这样的消费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为此，教育必须培养全面创新的人才，既要培养科技精英，培养物质生产的优秀人才，更要培养精神生产的优秀人才，这就需要教育的评价标准、教育观念全面改变。这些年我们办的学校始终重视人文教育，重视艺术和体育，我认为未来社会多样的创新人才，尤其是艺术、体育和各种社会创意的人才将会和科技创新人才一样重要，这恰恰是今天我们的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06 真理打开方式：西方与东方难以融合
有些人说中国人没有逻辑，缺乏清晰定义，始终处于模糊中，难以完全遵循现代逻辑，这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与思维的差异，中国人不是没有逻辑，只是与西方的逻辑不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于农耕文明，这样的文化高度发达，形成了中国人的主要精神特点。中国最为主要的智慧是来自农耕文明时期的社会感知与体验，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检验和不断筛选，这些貌似简陋的认知和道理，其实反映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更为本质的规律，与事物的本源更加契合，为何如此？这都需要在未来性方法论中加以阐明。由于来自远古以来的自然感知，中国文化的思想概括主要采用复杂性联系的方法，很多用整体性和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导致其思想的抽象化程度远比一般的西方哲学概念要高，比如“道”，其内涵很简单，但其外延无限大，不同语境里、面对不同事物和现象就有了不同的表达和体现，对其的理解和感悟的“门槛”要求很高，当人们不能很好体验和感受的时候容易觉得不好把握其中的真理精髓。西方主流的思维来自早期的哲学家，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逻辑体系，这些源自某些思想家的学说，概念和逻辑都是清晰的，尤其亚里士多德提出实证和逻辑结构的思想之后，整个西方的科学思维和逻辑都是建立在共同的规则基础上，这确实大大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和哲学虽然受到伟大思想家影响很深，但中国的思想家不是以西方意义上的完整的概念逻辑体系来表述与呈现的，而更多是以智慧思辨的方式体现的，譬如《论语》都是孔子与弟子讨论的只言片语，禅宗也是“一语的智慧”，丰富的思想是众多思想家的贡献，更是在社会实践中提炼概况的，因此没有明确的如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理性的系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没有“系统性”，毋宁说拥有一种不拘泥于纯粹理性的更深的系统性，复杂性科学的创始人就明确提出：复杂性科学的思想起源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是老子的“三生万物”。正像中国武术中说“无招胜有招”，中国的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等都是在一种“复杂性”乃至非线性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形而上的完整而固定的概念体系并不是其中最核心的构成，但却拥有着高感性与超理性的全然符合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之理想的更深特质。中国的四大名著，虽然主要是作家把流传的故事系统化、艺术化呈现形成的，但是它体现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系统的智慧，体现了一种作为真理原始发生的意境或意象的领会性质，它们指向的都是一种更深的、未来性的思维尺度乃至真理尺度。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不应该从高低、好坏给出评价，西方的思维和哲学更加具体而明确，对于解决具体而确定的问题有着更好的指导意义；东方的思想与哲学具有复杂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对于理解复杂的事物、整体综合把握事物具有更大优势，这是两种尺度下的真理打开方式，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的文化基因指向的是其中更大尺度的真理打开方式。我们的教育必须将从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哲学与思维角度分析认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逐步转化为运用更加适合中国人思维与哲学的未来性方式传授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人哲学和文明更崇尚力量，在更大力量面前屈服、在小于自己的力量面前就会征服，“屈服”“征服”是西方文化的本质。面对神的力量，一定要拜倒顺从，面对弱小者一定侵占和消灭。中国哲学来自“道法自然”，是在跟自然韵律的更深互动中形成的思维视角与真理打开方式。面对滔天洪水，西方人选择乘坐诺亚方舟逃跑，中国人的大禹却利用大自然的规律，来分洪泄水，去灌溉种植。西方的太阳神象征着绝对的权力，中国人却敢于抵抗太阳，敢于去抵抗所有力量。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向大自然屈服，因为只相信自己，充满斗志。中国的教育必须既树立自身的文化自信又不要文化自负，充分学习西方的哲学与思维，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精确和逻辑、概念和判断方面比西方人更加擅长，但同时不应忘记中国的文化优势，运用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内在联系、互动演化的思维，超越并融合西方文明的哲学基因，从而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更新的高度。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更应当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要我们今天播下有效的教育种子，明天必将长出一片我们期待的绿洲。那么，面对这些沉淀于强大历史惯性的发人深思且迫在眉睫的时代性教育问题，中国文化与智慧的“基因”对于正在飞速展开的当下与未来社会又将具有怎样的“优越性”呢？在此基础上，使得中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之构建得以破局的“东方教育学”体系及背后的未来性方法论又该如何“开题”呢？这就是本文“下篇”将要探讨的内容了。
